陈义汉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医院副院长，心律失常教育部重点实验室(同济大学)主任，主任医师。中国医学遗传学会常务委员、中国心律学会常务委员。长期从事心血管疾病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，临床特长为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诊断和治疗，在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研究领域方面取得重大科学发现。
在近日召开的第九届“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”颁奖典礼上，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义汉因“心律失常基础和临床研究”项目而赢得“成就奖”荣誉，在接受《医药经济报》记者采访时他表示：“年，我开始带领课题组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探索心房颤动发生的机理，尝试着识别心房颤动的遗传学起源。我想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，我也就算没有虚度一生了。”
据悉，房颤的发动机制一直是横在现代医学面前的难题，也堪称是医学领域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
从年下半年开始启动房颤遗传学研究，到年底发现第3个房颤致病基因，历时6年，陈义汉和他的团队历经艰辛，终于揭开了房颤的部分分子机制，陈义汉也被认为是国际上首位人类房颤致病基因的发现者。
“科研工作是寂寞的、艰辛的。为了收集到更多的疾病资源，我们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；为了冷藏采集到珍惜的血液标本，我们也曾在零下30多度的冰面上敲过冰块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我们遇到过表因型与基因型的矛盾、临床电生理和细胞电生理的矛盾，各种各样的困难不胜枚举。”陈义汉感慨地表示，“然而我们又是幸运的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逐步揭开了心房颤动部分遗传学机制，并且以此揭示了该疾病的部分生理学的基础。”
陈义汉及其团队的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美国《科学》杂志和《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》，并被SCI收录杂志正面引用多次。国际权威刊物认为，该工作是心律失常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发现，并认为是心脏电生理学研究领域的突破性进展。对此，陈义汉谦虚地表示：“我们在为阶段性取得研究成果感到高兴的同时，也非常清醒地知道，这远远不是终点，科研工作是一场持久战，科学永无止境，我们的敌人是生命科学领域各种各样有待解决的问题，我们的目标是为病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。”
在科研的战场上没有谁可以孤军奋战。陈义汉认为，自己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合力的成果，离不开背后各方力量的鼎力支持，也不能和这催人奋进的时代脱离。
陈义汉衷心地希望，所有的临床工作者和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，医院和患者，医药企业以及医药研发企业，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进行更加深入多学科的协作和转化，从诊断、治疗、预防以及临床应用各个方面，共同推动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。
对话
新药研发理念需科普化
医药经济报：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提到5个理念，其中创新排在第一，创新药物的研究空间很大。请您谈一下，目前新药研发到临床应用在中国情况如何，在这个过程中要突破哪些瓶颈？
陈义汉：新药研发是中国的必经之路，如果说在过去我们还不具备强大的能力，我想今天已经到了最好的时机。中国医药研发的春天已经来了，这跟国家、政府、民间整个大环境是完全融合的，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过去，我们对中国新药研发有着很多认识上的误区、误解，以及不足。但是就像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一样，不是一蹴而就，新药研发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新药研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，绝不是拍拍脑袋就有的，必须要有一套严格、规范的程序；此外，新药研发不是一个人、一个团队、一个单位能做成功，作为一门交叉学科，需要各行各业的合力才能完成。为此，我们要经历一个跨越，而这个跨越需要很长时间。在目前看来，我们的思路是越来越明朗了，未来5～10年，中国新药研发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。
医药经济报：您提到对新药研发的误解，有哪些误解？
陈义汉：比如说，有人研究出一个抑制剂，它对于某一个蛋白、某一个分子有效果，对动物身上的疾病表型有改善作用，我们就认为这就是新药了。这种理解是错误的，不能把人体治疗有效性和动物实验的有效性简单地等同起来。我们做成一个药物的前药或者叫先导化合物到新药的产生，至少需要5～10年的时间。而这些概念都是需要科普的。
医药经济报：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新药研发政策？
陈义汉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创新的活力，没有创造的景象，是非常可怕的，创造和创新根本问题就是激发个体的活力，激发每一个研究者的活力，这是无比重要的事情。当今政府的政策如此之利好，甚至具体到基层的管理者和科研人员、研发人员，我们觉得这份温暖是难得的、弥足珍贵的。
例如，上海浦东新区的创新激励政策又在全国领先一步。对于发明、发现、创造，70%甚至99%的收益都归发明人所有，这对科研人员来说是多么好的机遇。可以说，我们正处于21世纪研发的春天，一个属于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春天到来了。
“中国式精准医疗”要务实
医药经济报：我们国家马上要实施精准医学计划，您认为，开展这项工作的优势和劣势有哪些？
陈义汉：精准医学是美国提出的概念，中国紧跟，但中国有这么好的人才资源，又有这么强大的疾病资源，我们更应走自己的道路。
精准医学这个话题很大，我们要踏踏实实地、务实地去做这方面的工作，要摸着石头过河，不能一哄而上，要抓住我们能做，能够干成、能够干得一流的事情，然后再铺开去做。我认为，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，一定要务实推进精准医学。
医药经济报：您怎么看待精准医学的未来?在您看来，判定一种疾病和基因的关系需要的数据规模有多大？
陈义汉：我是一个心脏病医生，心脏病领域有5大疾病：冠心病、高血压病、心律失常、心肌病、心力衰竭，这5大疾病都是基于遗传的疾病。如何用遗传信息学手段去预测、预警疾病的发生，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方向。也就是说，主流的心血管疾病要通过个性化、个体化、精准化的手段去诊断和治疗疾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但是，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已经可以做到早期诊断、预警预报了。举个例子，一种致命性的心律失常——心源性猝死，就属于先天性问题。我从文献里面看到，这种疾病至少可以达到85%预警、预报的可能性，也就是说，从孩子父母亲的一滴血，就可以预测到孩子将来是否有患上这种疾病的可能性。
所以，精准医学前景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我们是充满信心的。但脚下的路还是要踏踏实实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。那么，大数据需要多大的规模和多长的累计才能成为我们有效的支持证据？我想，就像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都没有把疾病解决一样，我们一直在改进的路上，这个数据积累可能是一百年、两百年，或者更长的时间。
医药经济报：您认为，中国特色的精准医疗包括什么内容？
陈义汉：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，我们发现中国人得的都是“贫穷性疾病”，现在得的是“富裕性疾病”。我刚刚做医生的时候，心脏疾病主要集中在心肌病，如心肌炎、扩张性心肌病，连心肌梗死都是很少见的。但是，医院、医院、医院里，大部分患者得的都是冠心病。这说明什么？疾病图谱在变化。中国跟西方的疾病图谱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不能够照搬照抄，必须要立足国情，走自己的道路。
医药经济报：跟国际相比，结合中国国情，比如人口、疾病谱，您觉得我们精准医疗未来的发展点和超越点在哪里？
陈义汉：人类疾病都有共通之处，我从一个医生的角度看，西方疾病诊断、治疗方式的主流观点跟中国是一致的，中国不可能否定国际主流对于疾病诊断、治疗、预防等的理论、技术、方法、标准，也是不可能超越的。
但是，中国也必须有自己的特色。一是中国跟西方人种是不一样的，中国人疾病的表型跟西方人也不全都一样，我们不能够全盘照抄、套用西方的疾病理论；二是就精准医学而言，我们务必要注意一条——在西方提出类似概念之前，我们其实就提出过这个概念，只是没有用“精准”这个词而已。如“个性化、个体化医疗”的概念在中国早就落地。实际上，我们走得更早、走得更快。所以，在当下的时间点，我们只是站在新的起点上，会做得更好、更强。
■编辑郑智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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